近期，國務院印發《關于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了2025年和2035年分階段實現的兩個目標。到2025年，一個“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安全保障、制度規則、數據資源、平臺支撐等數字政府體系框架基本形成”。
2035年，一個“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的“整體協同、敏捷高效、智能精準、開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數字政府基本建成”。
《意見》的出臺對于進一步完善數字政府建設體系框架、構筑協同高效的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體系、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著重要意義。
1、具有里程碑意義
參與《意見》起草工作的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偉玲告訴新京智庫，《意見》是一份對中國數字政府建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文件，是在繼承中國電子政務40多年發展成果基礎上的再出發、再轉型、再升級。“對未來中長期數字政府發展影響深遠”。
王偉玲表示，數字政府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義在于，使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有利于建設法治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
通俗點說，就是要有溫度和分寸。
民盟中央經濟委副主任、城市經濟學家馮奎對新京智庫表示，“有溫度”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有溫度，即對弱勢群體的普惠性關照；“有分寸”指的是在公共治理、行業監管方面要有分寸感，找到“可為”和“不可為”、“有為”和“無為”的邊界與限度。
“從當前數字政府發展現狀和《意見》內容來看，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確到了一個全新發展階段”，馮奎說。經過全國各省及城市一段時間的創新“賽馬”，特別是新冠疫情對政府數字化發展的多方面影響，的確到了一個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去粗取精、試點示范的階段。過去的政府數字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同時也到了需要面對新問題、應對新挑戰的時期。
與此同時，通過一體化平臺建設、全國性數據共享實踐以及基礎性、共性技術服務的供給，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確實已經具備了挑戰更高發展水平、以政府數字化助力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實力，“到了一個逐步找到中國特色數字政府建設之路的歷史階段”，馮奎說。
不過，我國政府數字化經歷了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階段。學界主要將其分為兩個時期，即信息化和數字化時期。
1973年1月，原第四機械工業部為了總結20世紀60年代中國計算機不能形成批量生產的教訓，召開了一次“電子計算機專業會議”，即7301會議。這次會議提出聯合研制小、中、大3個系列計算機的任務，以中、小型機為主，著力普及和運用。
一直到2002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國家信息化領導小組關于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這個時期以硬件建設為主，“就是電腦進入政府辦公室，相對簡單的一個時期”，山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趙金旭對新京智庫說。
后來被稱為我國首個國家電子政務總體規劃的《關于電子政務建設指導意見》發布，一直到2018年是我國政府數字化的第二個時期，即信息化時期，
趙金旭介紹，這個時期以數據庫建設為主。其中，前半段主要圍繞“1站、2網、4庫、12金”建設工作開展，2010年進入后半段?！盎究蚣芙⑵饋砗?，實現各部門數據的有效整合則是工作的重點?！?
從第一時期到第二時期，盡管政府數字化建設的內容不一樣，但暴露出了一些相同的問題。比如，“頂層設計的統籌不夠；數據的部門壁壘依然存在，導致重復建設的資源浪費以及數據流通不暢的業務梗阻；技術與業務的協同不夠，導致‘技術之上’有時會左右或影響業務創新”，馮奎說。
因此，“數字政府建設是圍繞公眾訴求進行的一次政府業務流程的重塑”，趙金旭說。傳統的政府是各個職能部門條塊化的，公眾或企業法人去政府部門辦事是一個串聯關系，因為你得走很多部門才能把一件事辦好，但是有了信息化平臺之后，你只要登錄這個平臺提交完整的信息和材料即可，這就變成了并聯關系。
馮奎還表示，從對各地政府數字化建設與數字治理的作用來看，《意見》還有三個重要作用。即進一步清晰把握我國數字政府的未來發展方向，在決策、管理、技術等方面明確我國數字政府建設的邊界。此外，在已有的發展成績與基礎之下，為下一階段應對新的國際國內發展形勢注入數字化動力。
2、全面推廣數字政府
不過，前期的建設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還不夠。因此，數字政府建設試點工作在一些地區先開展了起來。
廣東是公認的數字政府建設試點典型之一。清華大學政府管理與創新研究所所長、教授于安告訴新京智庫，《意見》的制定吸取了很多廣東數字政府建設的經驗。在《意見》的起草過程中，于安應邀參加了起草單位召集的學者座談會并提出了建議，會后他派博士研究生駐會參與起草單位的相關工作。于安曾參與過《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研究工作。
2018年10月，廣東省人民政府印發的《廣東省“數字政府”建設總體規劃（2018―2020年）》指出，“數字政府”是對傳統政務信息化模式的改革，包括對政務信息化管理架構、業務架構、技術架構的重塑等。
廣東省人民政府提出，要建成一個“上接國家、下聯市縣、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全覆蓋的‘數字政府’”。提出要借鑒“用戶思維、流量思維、平臺思維、跨界思維”等互聯網思維，形成“政務互聯網思維”。
一個背景是，2018年國務院進行機構改革。于安認為，通過機構改革建立新的行政體制，是廣東數字政府得到迅速發展的重要背景。2018年開始了新一輪全國性黨政機構改革，廣東省重組了行政信息化和數據管理機構，成立了省內縣級以上各級政府的政務服務數據管理部門?！斑@個新體制的特點是可以做到數字政府建設的全省統一?！?
在“數字政府”改革前，廣東省55個省直單位共設有承擔信息化工作的機構44個，人員編制745名。
擔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時，逯峰撰文稱，如此龐大的機構和人員投入，不僅造成人員和機構編制的浪費，而且導致管理部門與信息技術部門沒有清晰的邊界，在很大程度上，技術變相地主導了政府信息化發展的方向，業務被技術牽著走，形成了重技術、輕業務，重建設、輕應用等怪現象。
廣東的改革得到了業界認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黃璜即評價稱，廣東的前述《規劃》“既繼承了‘電子政務’的傳統內容，又有新的方案”，囊括了近十年來（2010―2020年）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地方政府運用的新技術概念和應用模式，同時在體制機制上也有所創新。
浙江的政府數字化應用也有特色。2016年12月，浙江啟動“最多跑一次”改革。2019年1月開始實施的《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規定》對“最多跑一次”的界定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向行政機關申請辦理一件事，申請材料齊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從提出申請到收到辦理結果全程只需一次上門或者零上門”。
黃璜介紹，浙江省在2014 年率先建設“政務服務網”，提出到政府辦事要像“網購”一樣方便。這個網站第一次打通全省政務機構，實現所謂“政務服務”的整體化，為后來中央和各地建設“互聯網+政務服務”提供了借鑒。
3、北京接訴即辦改革成典型案例
北京則走了另一條數字政府建設路徑，即在市長熱線基礎上進行的接訴即辦改革。2018年初，北京市委將“街鄉吹哨、部門報到”改革作為“1號改革課題”，建立起基層治理的應急機制、服務群眾的響應機制、打通抓落實“最后一公里”工作機制，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治理體制。
2019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進一步延展“吹哨”主體，以群眾訴求為“哨”，政府職能部門向基層報到、向一線報到、向群眾報到，推進“吹哨報到”向“接訴即辦”深化延伸，建立起市委統一領導，“12345”市民服務熱線為主渠道，各區、街道鄉鎮、社區村和各部門各單位聞風而動、接訴即辦的為民服務體系。
“北京市的接訴即辦改革是近年來超大型城市智慧治理的成功與典型案例?！奔执髮W行政學院教授于君博對新京智庫說。接訴即辦以政務熱線為抓手，能夠直接精準識別群眾反映的問題，省去了傳統領導信箱、留言板等線上溝通的成本。
于君博表示，北京市的接訴即辦改革中也有相關制度對接線員在接到群眾熱線的多少時間內進行記錄、存檔、派單、回訪等工作流程的時限進行明確規定，進一步提升了解決問題時的效率。
不僅如此，依據工單信息與回訪制度，上級政府能夠比較客觀地對下級政府進行量化考核，依據工單量、滿意度對街道級、區級進行每月大排名，有針對性地進行獎懲，“實現了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獲得反饋的閉環?！庇诰┱f。
趙金旭此前在清華大學數據治理研究中心做博士后，參與北京市民服務熱線“12345”的數據分析、績效考核工作至今。他認為，北京接訴即辦改革是用了巧力。巧在釋放了數據的潛能，即將“12345”熱線工單的“三率”考核與政府績效考核掛鉤。這是中國式政府治理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揮棒”。
4、數據處理是未來的中心
未來的數字政府還需要更加智能。不僅要做到接訴即辦，更要做到未訴先辦。北京已進入實操階段。
今年7月6日，為進一步加大“每月一題”政策措施的宣傳解讀力度，北京市政府門戶網站首都之窗上線接訴即辦“每月一題”專欄，集中發布“每月一題”高頻問題的簡明問答。
北京市政務服務管理局對此解釋，“每月一題”是北京市接訴即辦改革向主動治理、未訴先辦深化的創新實踐。每年根據上一年度“12345”民生大數據，選取若干訴求量大、涉及面廣、群眾反映突出的高頻共性難點問題進行專項治理。
趙金旭介紹，該項工作其實從2021年1月份就開始了。目的就是要倒逼各個部門去解決那些“原來解決不了，跨部門推諉扯皮的問題”，而且要主動、專門解決。
在這樣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于君博認為，數字化轉型已經由以技術為驅動力推動組織變革的“技術-組織-變革”模式，轉向以組織為變革開端提升技術利用效率，從而推動治理變革的“組織-技術-變革”模式。這種治理范式的根本轉變在于“驅動力”的變化，也就是由以往的“技術驅動-以部門為中心”轉為如今的“價值驅動-以公民為中心”。
“如今數字政府建設面臨的最大挑戰，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科層體制縱向權力運行與網絡系統扁平化需求’間的矛盾。”于君博說。而是，（特別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如何精準、有效、快速地識別公眾需求，在發現問題的基礎之上進行分析。同時，在識別問題之后，如何將政策兌現轉化成可以解決實際問題的應用場景。
因此，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數字政府建設好壞的評價和口碑直接來自于市場主體和公眾的獲得感”，馮奎說。因此，數字政府在治理、監管、服務等層面的價值輸出和運營效能，也直接與整個數字化生態、互聯網平臺緊密融合，比如小程序、App等，并相互影響、相互促進。這種巨大的開放性與此前電子政務系統和平臺的封閉性是完全不同的。
馮奎也認為，在越來越自動化、個性化、智能化的服務新時代，需要警惕技術和機器對公共治理行為的挾持與支配。比如，健康碼、人臉識別等應用都出現了一些引起重大輿情的事件，這是在電子政務階段尚未出現過的新問題。
這是《意見》提出要解決的問題。其明確了五大體系的構建，以“構建協同高效的政府數字化履職能力體系”為中心，輔以安全保障、制度規則、數據資源和平臺支撐4個體系?！皬默F實矛盾和認識程度來看，數據的治理（或處理）是未來數字政府建設的一個重點。”于安說。
利用數字政府建設打造一個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準化、公共服務高效化，從而有利于建設法治政府、廉潔政府、服務型政府。這就是“數字政府對于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意義”，王偉玲說。她獨著的《數字政府：開辟國家治理現代化新境界》一書7月中旬出版。
就眼下而言，數字政府建設還有一個直觀的影響，即對經濟發展的拉動效用。根據產業研究咨詢機構中研普華的測算，2020年我國智慧政務市場規模達到3326億元，同比增長5.8%。
近兩年數字抗疫發展迅速，進一步帶動了數字政府的發展，同時考慮到數字政府的定義較智慧政務更廣，中信證券預計，我國數字政府市場規模已超6000億元。
